一百三十册书,摆成两部,抬到殿上。进书的人叫田敏,官衔是判国子监事。
一百三十册,抬进殿
《玉海》卷四十三:「周广顺三年六月丁巳,十一经及《尔雅》《五经文字》《九经字样》板成,判监田敏上之。各二部,一百三十册。四门博士李鹗书,惟《公羊》前三礼郭嵠书。」《册府元龟》卷六百零八另记:「周太祖广顺三年六月,尚书左丞兼判国子监事田敏,进献印板《九经》《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各二部,一百三十册。」
两处对的都是同一天、同一个人、同一个数。「各二部」说的是每种两部,合一百三十册;进上去的是印成的书,也是那批雕好的板。田敏当时的本职是尚书左丞,判国子监事是兼领的差遣,所以两本书对他的官衔写法略有出入。
从长兴三年算起,二十一年
板不是这一年才动手的。《五代会要》卷八:「后唐长兴三年二月,中书门下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册府元龟》同卷记长兴三年四月敕,令国学每经差专知业博士儒徒五六人勘读并注,又于朝官内别差马缟、陈观、段颙、路航、田敏五人充详勘官,再召能书人「谨楷写出,旋付匠人雕刻」,每写满五百纸与减一选。
从长兴三年到广顺三年,前后二十一年。中间换了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个朝号,主持校勘的田敏一直在。儒徒先据西京开成石经本句度抄写、把经注一并过录,五人详勘,善书者正楷写样,匠人照样刻板——工序一步不省,慢也就慢在这里。
书手两个人,字体不一样
《玉海》在小注里留了两个名字:四门博士李鹗书,惟《公羊》前三礼郭嵠书。大半部书出自李鹗一人之手,剩下的《公羊传》与前三礼由郭嵠补写。写样是雕板前的最后一道,字样定下来,板上的字就定下来了。
小注没有说为什么换人,也没记郭嵠的官衔。这类地方不必补:能知道的是同一批板上有两种手笔,不是「某人写不动了」,也不是「另请名家」。
板成,不是书成
《玉海》用的是「板成」,不是「书成」。经注早在长兴年间就校定了,这一年完成的是把全部文字刻上木板、可以刷印成册。中华印刷通史把这件事称作经书采用印刷之始:此前印刷品「色类绝多」而「终不及经典」,官方提供标准读本靠的是立石经、供传抄。
板存在国子监,所以后世称「监本」。宋初国子监沿袭翻刻,用的就是五代留下的这批板;宋人所谓「古监本」「古京本」,指的也是它。一部书从石本到写样再到板,中间换了三种载体,文字仍是开成石经那一路。
「若网在纲」被改了一个字
《宋史·田敏传》说他「虽笃于经学,亦好为穿凿,所校九经,颇以独见自任」,举的例子是把《尚书·盘庚》「若网在纲」改作「若纲在纲」,又把《尔雅》「椵木槿」注里的「日及」改作「白及」,「如此之类甚众,世颇非之」。
同一个田敏,一边把二十一年的校勘做完,一边留下这些被后人指出的改字。两件事并排摆着更接近实情:官定本要的是一律,主校者的判断也一并刻进了板里,后来翻刻的人便跟着用。
监本后来去了哪里
田敏进书时上过一道奏,见《经义考》卷二百九十三所引:「臣等自长兴三年校勘雕印九经书籍,经注繁多,年代殊邈,传写纰缪,渐失根源……幸遇圣朝,克终盛事。」奏里说的是校勘与雕印两件事一起收尾。
日干支由儒略日算,公历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轮到丁巳,前一日丙辰,后一日戊午。年干支取农历年,癸丑,年号是后周广顺三年。站内农历表只覆盖二十世纪以后,六月这个月次依《玉海》原文称,不另推初几。
《玉海》那一行至今以「周广顺三年六月丁巳」起头,丁巳后面接着「十一经及《尔雅》……板成」。一百三十册、两部、两种手笔,都从这一行字底下抬进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