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国子监的院子里,几张长案并起来,摊开从西京拓来的石经。纸边压着木条,风一吹就抖。
国子监要一个不会错的日子
长兴三年正月初一癸未朔,二月朔日是癸丑。数到十九,落在辛未。
后唐不自己造历,沿用唐朝颁下的历本,朔望、节气都照旧。国子监的博士写奏状,日子按历书写,干支按六十甲子排。这一天的干支,跟长安城里的官府用的是同一套。
奏状上只有一句话
二月辛未,中书门下上了一道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明宗批了“从之”两个字。
批下来之后还有细则,收在《五代会要》里:敕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把西京石经本按各人所治的本经抄写,抄完仔细看读,校过一遍,然后才雇召能雕字的匠人,一部一部随帙刻板,广颁天下。末尾还加了一条:以后不论什么人要写经书,都要照印出来的刻本,不许再用杂本交错。
这句话是这次刻书的真正目的。五代刻本不多,民间抄本错字横行,一部经书在几个州里能抄出几种样子。官府想用一个本子把文字定住。
先抄,再读,最后才动刀
程序定得很死。第一步抄,抄的是石经——太和年间刻在长安的十二经,字口已经磨浅,拓本也不齐。第二步读,由博士儒徒逐字校,读不通的地方回头对石经。第三步才轮到匠人,一人守一部,刻完一部再换。
石经本身也不齐。开成年间刻成的那一批立在长安务本坊国子监,唐末战乱,有的碑倒了,有的字被凿。后唐据有中原,派人去拓,拓回来还得对字,缺字的地方用别的本子补,补的地方在版上留一个空。
雕版的工序和刻碑不同。匠人先用薄纸写上正字,字要工整,一笔不能草;纸翻过来贴在刨平的木板上,用刀沿着笔画刻,刻出来是反的。一块板刻两面,一叶一块,字数多的经书,一部就是几百块板。
刻工按帙计钱,一部经多少叶、多少字,工价事先讲定。木板用梨木或枣木,两面刨平,字反刻,一刀下去不能回。胡三省后来注通鉴,说这是“初令国子监校定九经,雕印卖之”——印出来是要卖的,卖的钱回头补国子监的用度。
一副板凑了二十一年
这件事没有在一年里做完。
刻板之前,还有一个难处:国子监自己没有足够的书。五代乱世,监生少,经书多靠私家抄本,各本互异。奏状里说“各以所业本经”,意思是让每位博士负责自己治的那一经,谁治《春秋》,谁校《春秋》,出了问题找他。这是拿人盯字,不是拿本子盯字。从长兴三年二月起,中经后唐、后晋、后汉,到后周广顺三年六月丁巳,判国子监田敏才把印板《九经》连同《五经文字》《九经字样》进上,共一百三十册。前后二十一年。
冯道、李愚是当初主议的人。同一时期,蜀地的毋昭裔自己出钱刻过《文选》与九经——他贫贱时向人借《文选》,人家面露难色,他发愤说日后若富贵,当刻板送给学者。后来他做了王蜀的宰相,真的刻了。
刀口停在版心那行小字上
刻工刻到一部书的末叶,要在版心下方留一行小字,记卷次、字数,有时带刻工姓名。这一行字反着刻,印出来才是正的。
刷印的时候,一人在版上刷墨,一人覆纸,一人拿棕刷在纸背刷过,揭起来就是一张。墨调得不稀不稠,稀了洇,稠了糊,头几张总要废掉。
从长兴三年二月辛未,到广顺三年六月丁巳进书,中间隔了七千多天。六十天一轮,干支走了一百二十多轮,才走到头。板上的字一个没改,印出来的纸换了几朝;辛未那一天定下的“不得更使杂本交错”,后来也没能真管住天下的抄本。
这批板后来归了宋朝的国子监,宋人补刻过,原板没剩下几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