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清楼的书目摊开,缺的卷数比校出来的错字更惹眼。那一日下的诏,按卷给钱。
李建中先说的是错字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十九咸平四年十月甲子条:「主客司员外郎、直集贤院李建中言太清楼群书,恐有谬误,请选官重校。」句末小注只添一句「建中,洛阳人也」。他上言的本意是重校,不是访书;官衔里的「直集贤院」与太清楼藏书正是他分内的事。
太清楼在禁中。《玉海》卷一百六十三记咸平二年闰三月甲午,诏三馆写四部书二本,一置禁中龙图阁,一置后苑之太清楼。写本刚抄成没几年,李建中便指出里面恐有谬误,说的就是这批书。
书目一翻,缺口比错字大
《长编》接着写:「上因阅书目,见其阙者尚多,仍诏天下购馆阁逸书,每卷给千钱,及三百卷者,当量材录用。」从「恐有谬误」到「见其阙者尚多」,一件事转了方向:要校的是已有的书,要补的是书目上没有的书。
《中国目录学年表》据《玉海》卷四十三、《宋会要辑稿》第五十五册录作「十月甲子诏求遗书,每卷给千钱,三百卷以上量才录用」。《长编》正文作「逸书」,中华书局点校本注【一二】说明:「逸」原作「遗」,据宋本、宋撮要本改。一个字的异文,正好可见这两部书各自所据的本子。
每卷千钱,三百卷为限
诏书给的是两套办法:一按卷计酬,每卷千钱;一以三百卷为界,献书及此数者「量材录用」。前者是购,后者是赏,钱与官两条路分开写,不是同一件事的两种说法。
材料里没有记某个人献了多少卷、领了多少钱,也没有记这一年共收进多少卷。能写的是价与格,不能替它补一笔成效。后人称北宋馆阁藏书渐复,属于更长一段的走势,与甲子这一日的诏书不宜捆在一起。
书目不是这天才有
《中国目录学年表》引《玉海》卷五十二、《宋会要辑稿》排过前几年:咸平元年十一月,因图籍不整,命内品刘崇超监秘阁图书三馆书籍;十二月,诏朱昂、杜镐与刘承珪整比,著为目录;咸平三年二月丙午,朱昂等上新编书目,诏以昂为吏部郎中、刘承珪为北作坊使、杜镐直秘阁,并赐金紫。
《中国目录学年表》还排了中间几步:咸平二年七月「帝幸崇文院阅群书」;咸平元年十一月命内品刘崇超监秘阁图书三馆书籍、十二月诏三人整比著为目录,到三年二月才有新编书目进呈。从整比到进呈跨了三个年头,案上那一部不是临时凑出来的。
所以真宗「因阅书目」四个字有实物可指:案上那部目录是前一年才进呈的。李建中说的谬误、皇帝看见的缺卷,都从这部目录上读出,不是凭印象下诏。
后来校了一年多
《玉海》卷四十三、五十二记咸平五年十二月甲申,以龙图阁及太清楼所藏书尚有舛误、未雠对者犹二万卷,于是试择七人就崇文院校勘,踰年而毕。重校这件事,从甲子那年李建中的一句话拖到次年才铺开,卷数是二万。
购书与校书是两道并行的事,一道向外求,一道向内理。把两年并读,才看得出那道按卷给钱的诏书并非孤立一行;但也不会因此把后来的校勘算进甲子这一天的场面。
甲子这行字留在卷四十九
日干支依儒略日算法:今历一〇〇一年十一月二十日为甲子,六十甲子之首,前一日癸亥,后一日乙丑。年干支取农历年,辛丑,《长编》卷四十九标题正作「咸平四年(辛丑,一〇〇一)」。十世纪以前站内农历表不载,十月这个月次依《长编》原文。
《长编》在甲子下还系了知雄州何承矩一条奏请、三司议军储一条,与购书同日而不相干。史书按日排事,购馆阁逸书只是其中一行;甲子接住的是李建中那句「恐有谬误」和后面按卷计钱的价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