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日 1629年10月28日 · 明崇祯二年 · 己巳年 · 甲午日

修历先要立哪十条纲目?1629年10月28日,己巳年九月十三

差事的名分定下来,书还没译,先列了十件要测的事

正文约 1599 字

崇祯二年九月,北京。徐光启把修历要办的事列成十条递进奏疏,书还没译出一卷,先交了一份纲目。

一份只列要测什么的清单

十事的次序不是随意排的。头两条议岁差、议岁实小余,先把年的长度与冬至时刻定准;第三到第七条是每日日行经度、每夜月行经纬度数、列宿经纬行度、五星经纬行度,以及推变黄赤道广狭、密测二道距度与月五星各道和黄道相距之度;第八、第九条落到交食的真会视会与测日行以考二极出入地度数;第十条要求随地测验二极出入地度数、地轮经纬,用来推昼夜晨昏永短,以正交食。

《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二百十把这份纲目与「举南京太仆寺少卿李之藻、西洋人龙华民、邓玉函」连在一起记,末了两个字是「报可」。《明史》卷三一《历志一》也用同一串条目概括徐光启所言,说他指出岁差环转、岁实参差、天有纬度地有经度、列宿有本行、月五星有本轮、日月有真会视会,皆古所未闻,惟西历有之,宜取其法参互考订,使与大统法合同归一。

十条全是量与测,不讲灾异或宜忌。它和翁正春借日食言时政的疏摆在同一衙门案上,写法两路。

差事的名分

督领改修历法,是个临时差事,不是新设衙门。徐光启本官是礼部左侍郎,历局另在宣武门内首善书院办事,两者并不合一。后来他在崇祯三年九月二十日的奏疏里追述这一段的手续:崇祯二年七月十四奉旨督领修正历法事务,九月十五祗领敕书,二十二日开局供事。

费赖之《邓玉函传》另有一说,转录见《关于明末意大利耶稣会士毕方济奏折的几个问题》:同年九月十三日,崇祯帝手谕徐光启「特允廷准,命尔督领改修历法事务」,徐光启当即举荐西洋天文学家参与。《明史纪事本末》与《钦定续文献通考》又把开历局系于「九月癸卯」,那是九月二十二。九月十三、十五、二十二,三个日子各有出处,彼此并不必然冲突——手谕、领敕、开局供事本就是前后脚的三件事——但史料没有把它们逐日排定,正文也就不替它判。

站内以天文路径把崇祯二年九月十三反推为公历一六二九年十月二十八日,日干支甲午;九月十五为十月三十日,丙申;九月二十二为十一月六日,癸卯。三个日干支与《明史纪事本末》「九月癸卯开历局」一条互证,链条是通的。

开局前后,人和器怎么凑齐

差事定名分之前,人先要凑。徐光启举李之藻、龙华民、邓玉函;同时奏请造象限大仪六、纪限大仪三、平悬浑仪三、交食仪一、列宿经纬天球一、万国经纬地球一、平面日晷三、转盘星晷三、候时钟三、望远镜三,报允。这份清单见《明史》卷二五《天文志一》与《熙朝崇正集》,十种器物各有名目与件数,不是泛说「添置仪器」。

开局一个月有余,他在奏疏里报的是「翻译著述书表七卷,制造大仪三座」。七卷与大仪三座,是九、十月间能拿出来的实数。此后崇祯三年四月初二邓玉函病故,五月十六又荐汤若望、罗雅谷;崇祯四年正月第一次进呈二十四卷,八月第二次进呈二十卷,崇祯五年四月第三次进呈三十卷。回看十事的次序,先成的是日躔、恒星与割圆八线表一类基本算法,交食与月离排在后面,正与「以前开后,以后承前」相合。

一件事的两个来路

改历之议在万历三十八年十一月壬寅朔日食之后就起过,五官正周子愚请照洪武译《西域历法》例尽译西书,礼部奏疏留中不发;万历四十一年李之藻再上《请译西洋历法等书疏》,仍因庶务因循未暇开局。到崇祯二年,五月一场日食让三家推算分了高下,七月才有奉旨督领,九月才有敕书与历局。

两次起意,隔了十九年。徐光启把十事写在差事刚定名分的时候,先把「往后拿什么算准」立成条目,再动手译书。

纲目末行没有写卷数

十事递进奏疏的末行,是「报可」二字,不是书目。历书总目一卷、日躔历指一卷、测天约说二卷、大测二卷这些卷名,要到崇祯四年正月二十八才第一次出现在进呈单上;此时纸面上只有十行待办,每行一个要测的量。崇祯二年九月十三,己巳年,日干支甲午;那道手谕与随后领到的敕书,把「督领改修历法事务」这几个字挂到了礼部左侍郎的差事上,而甲午这一格,仍按六十日一轮往下排,与历局里尚未译成的一卷书不相干。

出处与核校:《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二百十、《明史》卷三一《历志一》录徐光启「上修历十事」条目;费赖之《邓玉函传》「同年九月十三日,崇祯帝手谕徐光启『特允廷准,命尔督领改修历法事务』」,转录见《关于明末意大利耶稣会士毕方济奏折的几个问题》;徐光启《治历疏稿》崇祯三年九月二十日奏疏作「九月十五日祗领敕书,二十二日开局供事」;《明史纪事本末》作「九月癸卯,开设历局」。三说并存不判,正文只写可确认的纲目内容。公历日依九月十三由站内天文路径反推,日干支甲午。

本栏目为文学创作与文化普及,只述历法事实与史实,不作吉凶福祸推断, 亦不对真实历史人物作命理定性。文中公历日期与干支均可依历法复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