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日 1643年4月18日 · 明崇祯十六年 · 癸未年 · 甲午日

八次较量之后,新历为什么还是没颁成?1643年4月18日,癸未年三月初一

三月初一日食,西法又独验;八月才有那道诏

正文约 1448 字

崇祯十六年三月初一,日食。西法的推算又独应验,而据以推算的那部书,编成已经九年,还没有颁行。

八次较量之后的一天

《崇祯历书》在崇祯七年编成,四十六种、一百三十七卷,却没有立刻改历。新旧两法在交食与五星凌犯上反复实测比对,《明史·历志一》记崇祯七年魏文魁上言历官所推交食节气皆非是,命入京测验;此时言历者四家,大统、回回之外,别立西洋为西局,文魁为东局,言人人殊,纷若聚讼。

《明史·历志一》还留了一段具体的争辩。李天经预推五星凌犯会合行度,说闰八月二十四木犯积尸气、九月初四昏初火土同度、初七卯正金土同度、十一昏初金火同度,并指旧法推火土同度在初七是后天三日、金火同度在初三是先天八日。魏文魁说木星犯积尸不合。李天经回奏:臣于闰八月二十五日夜及九月初一日夜,同礼臣陈六韐等用窥管测,见积尸为数十小星围聚,木与积尸共纳管中;窥管圆径寸许,两星相距三十分内者方得同见,如觜宿三星相距三十七分则不能同见;文魁但据臆算,未经实测。后来李天经又推木星退行顺行两经鬼宿的度分晷刻,已而皆验,文魁之说遂绌。

这段里最要紧的是「用窥管测」四字。争的是推算,判的是实测,器物与表在这一刻都派上了用场。后来论者数《明史·历志》所载中西较量共八次,包括日食、月食与木星、水星、火星的运动,最后崇祯帝「已深知西法之密」。

三月初一这一日

陈梧桐《崇祯传》记:「崇祯十六年三月初一日日食,《崇祯历书》的推测又独应验。八月,明思宗诏西法果密,即改为《大统历法》,通行天下。」光明数字报二〇二三年十一月十五日摘载《徐光启与〈崇祯历书〉的修撰》一文,保留了这个系日。

站内以天文路径把崇祯十六年三月初一反推为公历一六四三年四月十八日,日干支甲午,年干支癸未。朔是月初一,日食按历只能落在朔,这一日自带一个可核对的条件;农历月日依《崇祯传》原文,公历由天文路径反推,日干支与历法互证。要说明的是,这条系日出自今人专著转录,未见《明实录》原卷或当日交食奏报,因此正文只写「据《崇祯传》所记」,不铺陈观测时刻、食分与在场人员。

一道迟到的诏

八月那道诏,措辞仍不是「废大统、行崇祯历书」,而是「西法果密,即改为《大统历法》,通行天下」——把西法的数并进旧法的名下,与徐光启崇祯二年「取其法参互考订,使与大统法合同归一」的口径一脉相承。十九年前礼部奏疏留中不发,十九年后皇帝终于点头,改的仍是同一件事。

诏下而书未行。次年三月北京城破,新历终明之世没有据以颁行。陈梧桐在同一篇里说,可叹的是「翌年三月,新历尚未施行」,语气是后人的,正文只取这个时间关系。此后清军入京,汤若望把《崇祯历书》删成一百零三卷进呈,改名《西洋新法历书》,顺治二年起颁行时宪历——一部明末编成的书,成了清朝的官历。

从三家对照单到八次比对

崇祯二年五月乙酉朔那场日食,三家推算只中了一家,那是开局之因;崇祯十六年三月初一这场,西法又独验,那是下诏之由。中间隔了十四年,历局换了主事的人,译书、造器、教习官生、与东局辩难,都做过了。两次日食都是朔日,一次把改历提上日程,一次把改历推到诏书,却都没能让新历当天就印进民历。

历书颁不颁,是制度的事;日食验不验,是推算的事。甲午这一格只负责说明那一天是哪一天。

交食单上没有添的一行

交食推算单按初亏、食甚、复圆分刻,注明见食与不见食的省区;三月初一这一场,据《崇祯传》所记,单上的数与天上对了。癸未年三月初一,日干支甲午,历书仍是大统历的历书,纸面上没有因为这一验就改字。八月诏下之后,来得及改的只剩下一部书的名字,和翌年三月之后另一朝的历官。

出处与核校:陈梧桐《崇祯传》(河南文艺出版社二〇二三年八月第一版,光明数字报二〇二三年十一月十五日摘载《徐光启与〈崇祯历书〉的修撰》)记「崇祯十六年三月初一日日食,《崇祯历书》的推测又独应验。八月,明思宗诏西法果密,即改为《大统历法》,通行天下」;《明史》卷三一《历志一》记崇祯七年魏文魁入京测验、四家并立与李天经预推五星凌犯事;中国科学院天文史论述记《明史·历志》所载八次较量。三月初一之公历日由站内天文路径反推为四月十八日,日干支甲午;该条系《崇祯传》转录,未核《明实录》原卷。

本栏目为文学创作与文化普及,只述历法事实与史实,不作吉凶福祸推断, 亦不对真实历史人物作命理定性。文中公历日期与干支均可依历法复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