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申日 1796年2月9日 · 清嘉庆元年 · 丙辰年 · 戊申日

授受大典那天,诏书和玉玺谁先递?1796年2月9日,丙辰年正月初一

太和殿宝座东侧案上,摆着传位诏书与一方青玉印

正文约 1324 字

太和殿宝座东侧,案上摆着两样东西:传位诏书,与一方青玉印。嘉庆元年正月初一,授受大典就在这张案前办。

案上两样东西谁先递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历史文物陈列馆藏《高宗纯皇帝传位诏书》,典藏号○三八二八五,纸本,高七十九点六厘米、广二百二十三点七厘米,藏品标注的年代是嘉庆元年正月初一,即一七九六年二月九日。

《国朝宫史续编》卷七把仪节系在这一日:「丙辰年正月初一日举行传位仪式」。故宫介绍此事时,次序写得很清楚:先宣传位诏书,再由乾隆亲授「皇帝之宝」,嗣皇帝率群臣行礼。

先诏后印,两样都摆在东侧案上。诏书是要宣读、要颁行的文字,印是此后行文用宝的凭据;一件管话,一件管凭,缺哪件都不成其为一套。

诏书纸幅两米多长,印则另是一物。仪注把先诏后印的次序写定,执事各按班次站定;至于何人捧、何人宣、何人接,仪注里另有条目,此处照大略,不逐一列名。

丙辰年正月初一那一格

这一日是公历一七九六年二月九日,农历嘉庆元年正月初一,年干支丙辰,日干支戊申。

正月初一既是月首,也是年首。前一天还写乾隆六十年,这一日改作嘉庆元年;年干支也随农历年翻到丙辰。公历那边只是二月里的第九天,不因改元另立一格。

日干支不跟着翻页。戊申之前丁未,之后己酉,从腊月排进正月,中间没有断开重起。年号换了、年干支换了,日序仍是一天一格往下走。

《国朝宫史续编》用「丙辰年」起句,是拿干支记年;公文里更常见的是年号加月日。两种写法指同一个元旦,藏品的展签则把公历日子一并注上。

天安门上宣诏

太和殿里的礼行过之后,鸿胪寺官登天安门宣诏。宣诏是另一处、另一班人:殿内是授受,楼上是颁告,中间隔着一段路。

诏书因此有两回用处:一回在殿中宣,一回在城楼上宣。文字是同一幅,听的人不同,礼注也各归各的册。宣诏的班次与乐另有条目,鸿胪寺掌传宣,与殿内授宝那一节分作两套文字;哪几处该添注、哪几处照旧,须并看才齐。

颁行之后的诏书要誊副、用宝、发往各处。藏品留下的那一幅,是这一套文书里留在宫中的一件;各地接到的本子另由驿递走,到日各不相同。

青玉印此后归嗣皇帝行文用宝。授宝那一节在仪注里只占几行,往后每一道盖过它的文书都要再用到它。

宫里还留着乾隆六十一年

改元之后,宫中仍存乾隆六十一年、六十二年的时宪书。故宫介绍此事时把这一笔与授宝、宣诏并列,说的正是两套纪年在同一座宫里并行。

时宪书按年预先推算、进呈、刷印,一年一部,头一页写着本年月份与节气。宫内所用的本子与中外颁行的本子并不完全同步改字:宫里那两部仍署旧年号,是内廷沿用;颁到外面去的,则俱用嘉庆年号。旧年号就留在头一页上,翻过去仍是历日。

于是同一年里,内廷的册页与外头的文书抬头不同。翻检时须看册子来自哪一处,才不至于把乾隆六十一年误认作另一朝。

中外颁行的另用一套

内外两套年号并存的期限有多长、哪几类文书仍用旧称,各本材料记得不齐,此处不取数。能确定的是:改元归改元,内廷旧存的历书不因此重印。

这套并行只落在纸上。太和殿的仪注、天安门的宣诏、颁行各处的誊副,都按新朝的抬头写;旧年号留在库里,与办事的日程无涉。

宫里留着乾隆六十一年、六十二年的时宪书,中外颁行的却已改作嘉庆。授宝那日落在丙辰年正月初一,戊申。诏书末尾的纪年从此不再添字,两种年号各用各的册子。

出处与核校: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历史文物陈列馆藏《高宗纯皇帝传位诏书》(典藏号038285,纸本,高79.6厘米、广223.7厘米,年代记嘉庆元月初一即1796.02.09);《国朝宫史续编》卷七记「丙辰年正月初一日举行传位仪式」;故宫博物院《十五岁登极当皇帝,处处以皇祖康熙为楷模》记太和殿授宝、天安门宣诏及宫中尚存乾隆六十一年、六十二年时宪书。核校:正月初一公历由站内天文路径反推,与藏品标注互证。

本栏目为文学创作与文化普及,只述历法事实与史实,不作吉凶福祸推断, 亦不对真实历史人物作命理定性。文中公历日期与干支均可依历法复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