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和殿宝座东侧,案上摆着两样东西:传位诏书,与一方青玉印。嘉庆元年正月初一,授受大典就在这张案前办。
案上两样东西谁先递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历史文物陈列馆藏《高宗纯皇帝传位诏书》,典藏号○三八二八五,纸本,高七十九点六厘米、广二百二十三点七厘米,藏品标注的年代是嘉庆元年正月初一,即一七九六年二月九日。
《国朝宫史续编》卷七把仪节系在这一日:「丙辰年正月初一日举行传位仪式」。故宫介绍此事时,次序写得很清楚:先宣传位诏书,再由乾隆亲授「皇帝之宝」,嗣皇帝率群臣行礼。
先诏后印,两样都摆在东侧案上。诏书是要宣读、要颁行的文字,印是此后行文用宝的凭据;一件管话,一件管凭,缺哪件都不成其为一套。
诏书纸幅两米多长,印则另是一物。仪注把先诏后印的次序写定,执事各按班次站定;至于何人捧、何人宣、何人接,仪注里另有条目,此处照大略,不逐一列名。
丙辰年正月初一那一格
这一日是公历一七九六年二月九日,农历嘉庆元年正月初一,年干支丙辰,日干支戊申。
正月初一既是月首,也是年首。前一天还写乾隆六十年,这一日改作嘉庆元年;年干支也随农历年翻到丙辰。公历那边只是二月里的第九天,不因改元另立一格。
日干支不跟着翻页。戊申之前丁未,之后己酉,从腊月排进正月,中间没有断开重起。年号换了、年干支换了,日序仍是一天一格往下走。
《国朝宫史续编》用「丙辰年」起句,是拿干支记年;公文里更常见的是年号加月日。两种写法指同一个元旦,藏品的展签则把公历日子一并注上。
天安门上宣诏
太和殿里的礼行过之后,鸿胪寺官登天安门宣诏。宣诏是另一处、另一班人:殿内是授受,楼上是颁告,中间隔着一段路。
诏书因此有两回用处:一回在殿中宣,一回在城楼上宣。文字是同一幅,听的人不同,礼注也各归各的册。宣诏的班次与乐另有条目,鸿胪寺掌传宣,与殿内授宝那一节分作两套文字;哪几处该添注、哪几处照旧,须并看才齐。
颁行之后的诏书要誊副、用宝、发往各处。藏品留下的那一幅,是这一套文书里留在宫中的一件;各地接到的本子另由驿递走,到日各不相同。
青玉印此后归嗣皇帝行文用宝。授宝那一节在仪注里只占几行,往后每一道盖过它的文书都要再用到它。
宫里还留着乾隆六十一年
改元之后,宫中仍存乾隆六十一年、六十二年的时宪书。故宫介绍此事时把这一笔与授宝、宣诏并列,说的正是两套纪年在同一座宫里并行。
时宪书按年预先推算、进呈、刷印,一年一部,头一页写着本年月份与节气。宫内所用的本子与中外颁行的本子并不完全同步改字:宫里那两部仍署旧年号,是内廷沿用;颁到外面去的,则俱用嘉庆年号。旧年号就留在头一页上,翻过去仍是历日。
于是同一年里,内廷的册页与外头的文书抬头不同。翻检时须看册子来自哪一处,才不至于把乾隆六十一年误认作另一朝。
中外颁行的另用一套
内外两套年号并存的期限有多长、哪几类文书仍用旧称,各本材料记得不齐,此处不取数。能确定的是:改元归改元,内廷旧存的历书不因此重印。
这套并行只落在纸上。太和殿的仪注、天安门的宣诏、颁行各处的誊副,都按新朝的抬头写;旧年号留在库里,与办事的日程无涉。
宫里留着乾隆六十一年、六十二年的时宪书,中外颁行的却已改作嘉庆。授宝那日落在丙辰年正月初一,戊申。诏书末尾的纪年从此不再添字,两种年号各用各的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