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日 1820年11月6日 · 清嘉庆二十五年 · 庚辰年 · 甲申日

嘉庆年还没过完,明年的历书为什么已经印好了?1820年11月6日,庚辰年十月初一

十月初一的午门外,抬进去的是写着另一个年号的书。

正文约 1400 字

午门外排着朝服,进呈的是嘉庆二十五年十月初一的书,封面上却写着道光元年。

午门外那道进书的仪注

顺治二年于十月初二日在午门颁过一次朔,同年题定此后每年十月初一日颁历,遂为定例。这一天诸王贝勒暨文武各员穿朝服齐集午门外行礼跪领,须本人到场;迟到或托人代领,要由专人核实后依律参劾。乾隆即位后避「弘历」之讳,把「时宪历」改成「时宪书」,名称换了,日子没换。

宫里另有一套进书的走法:钦天监、礼部官恭请时宪书至乾清门,宫殿监率各处首领太监服蟒袍补褂等候,由一人捧书、二人前引,从中门进至御前,皇帝御览后交懋勤殿收贮;皇后那本安放交泰殿。黄绫面套、金黄绫面套、红绫面无套,按等第分配,连包封用黄棉纸还是红棉纸都写在则例里。

书面上写着一个尚未到来的年号

《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卷六记这一日:「嘉庆二十五年庚辰冬十月甲申朔……颁道光元年时宪书」。嘉庆的年号还在用,新君已即位而未改元,书却必须提前印成,封面上只能写次年。这不是笔误,是历书这种东西的固有形状:它管的是往后一年,不是当下一天。

类似的分岔在档案里不止一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的一件朱批谢恩折里出现过「乾隆六十四年时宪书」,而公开文书当时已全用嘉庆年号;内廷沿用与颁行天下的正本,走的不是同一条纪年。历书的年号是给朝廷用的那一层,日子是给所有人用的那一层。

二月初一进样,四月初一发省

《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一百五十八把时间表列得很细:每年二月初一日进呈来岁时宪书式,御览毕翻译刊印;四月初一日咨呈兵部,由驿递各省布政使司书式各二本,一本用印存司署,一本不用印、照式刊刻,钤钦天监时宪书印,至期颁发本省。九月初,新刻成的历书送太和门交内务府官转呈御览。

送省用「厚毯包裹、坚木夹板、粗壮麻绳封缚」,由兵部驿递。各省布政使动用正项钱粮照式翻刻,钤本省所存的钦天监时宪书印,发给所属文武官员、在籍职官与举贡生员。官价每本银一分二厘,禁私刻、禁提价,封底还印着律令。边地将军大臣与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等处另有满文、蒙古文本;朝鲜每年差「领时宪书赉咨官」一员进京迎取,由礼部接洽。

从二月算到十月,一本历书要走大半年。十月初一不是开印的日子,是最后一道手续的日子。

甲申朔写在年号之前

换成公历,这一天是一八二〇年十一月六日。农历仍是嘉庆二十五年,年干支庚辰,日干支甲申;十月初一是朔日,所以实录写作「甲申朔」。年号出自朝廷,可改、可止、可因避讳换字;六十甲子的日序不跟着年号走,甲申之后乙酉,再往后丙戌,一天不落。

时宪书按日排,每一格先有月日干支、节气与交食,年号只印在封面上。钦天监先把交食、节气算完,再把它们填进日子;换朝改元影响的是封面,不影响格子的排法。这一点在嘉庆二十五年这次颁朔上格外清楚:书里所有日子都归一个还没启用的年号,而甲申这一格已经过去了。

书先到,年号后到

颁朔礼后照例有赐宴或行文户部发赏银,各衙门的「坐书」于初三日行文赴监支取。疆域太广,边远地方常出现新年已至而历书未到的情形,所以各省另有自己的颁行时间表。嘉庆二十一年直隶查办过一起私刻时宪书案:刻字匠王得海辗转从钦天监刻字匠头处弄到样书,带回原籍刻成十三套书板发售,案发后一干人各领杖刑。官书印数既少、发行又窄,私刻才有空隙。

那本抬进午门的书后来怎样,档案里没有逐本的下落。封面上「道光元年」四个字要到下一年才生效;翻开书页,一格一格排下去的仍是干支,不因封面换了年号而重排。年号等人,甲申不等人。

出处与核校:《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卷六:「嘉庆二十五年庚辰冬十月甲申朔……颁道光元年时宪书」;《大清会典》卷一百六十一「凡每年十月初一日恭进历日……至日,贝子以下文武官员俱齐集午门外行礼」及「二月初一日进呈来岁历样,四月初一日颁发各省历样各二本」;吴振棫《养吉斋丛录》「顺治二年于十月初二日颁朔午门,是年题定自后每年十月初一日颁朔」;《清史稿》卷八十八《礼志八》。核校:甲申朔经干支扫描为公历一八二〇年十一月六日;该日年号尚为嘉庆二十五年,所颁为次年改元后的历书。

本栏目为文学创作与文化普及,只述历法事实与史实,不作吉凶福祸推断, 亦不对真实历史人物作命理定性。文中公历日期与干支均可依历法复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