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二十五年三月初二,广州城西文澜书院的门楣上多了一块木匾。三个字是阮元自己写的:学海堂。
借文澜书院挂起的那块匾
匾是新的,屋子不是自己的。文澜书院在太平门外下九甫绣衣坊,学海堂开办时并无专属房舍,只在这里悬一方匾、借地开课。《学海堂志》后来把这段说得很直白:连年以经古课士,好古的人一天天多起来,而学海堂「惟在文澜书院虚悬一扁,并无实地」,这才有了后来择地建堂的念头。
阮元到广州接任两广总督是在嘉庆二十二年十月,文教隔了两年多才排上。《雷塘庵主弟子记》卷五记这一日只有两句:三月初二日,开学海堂,以经古之学课士子;手书「学海堂」三字扁,悬于城西文澜书院。没有仪式,没有定额,也没有一份长长的职事名单。
后来《学海堂集序》解释堂名,举何休「学海」之誉。那篇序作于粤秀山建堂之后,追的是已经立起来的名字。挂匾那天倒不必想这么远:匾先立住,课随后开。
三月初二在历书上的位置
这一天是公历一八二〇年四月十四日。农历还算嘉庆二十五年,年干支庚辰,日干支戊午。
清代公文署日子,写年号、写月日,不必写干支。若把三月初二这一格填满,是「嘉庆二十五年三月初二日戊午」。年号出自朝廷,六十甲子的日序不跟着年号走:戊午之后己未,再往后庚申,一天不落。这也是此类日子值得单独记一笔的缘由——匾上的字会因一朝终结而成了旧称,历书里那一格的排法却不用改。
初二夜里,月只是一道细边。课期按农历月份排,一年里哪几日开课、哪几日交卷,都落在月日上;要找下一次课,得先翻时宪书。这一点和后来按星期排的学堂不同。
不考八股,考的是哪几本书
学海堂加课仿的是阮元抚浙时所立诂经精舍之例,专课经史诗文。最特别的一条是「不用八股文、八韵诗」。当日书院大半围着科场转,这里先把场屋那一套撇开:诸生从《十三经注疏》《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文选》《杜诗》《昌黎先生集》《朱子大全集》中自择一书肄习,另有十三经三史疑义、小学、天部、地理、算法、词章诸门。
「算法」「天部」被列进书院课目,在当时不算常见。阮元又亲选学生中的优秀诗文成集刻印,等于给课业留了一个出口:写出来的东西会被别人看见。
章程把课排成一年四课,每课由两位学长管,出经解、文笔、古今诗题,限日截卷、评定甲乙;此外还有日课、月课、朔课、望课。后来的课集里既有经解考据,也有赋与古体诗。规矩写死了,题目却一课一换,同一处学堂的卷子隔几年翻出来,面目并不相同。
八位学长与一份择师章程
后来的《学海堂章程》里有一条很硬的改动:不设山长,阮元亲选吴兰修、赵均、林伯桐等八人为学长,同司课事;有人出仕离去,由其余七人公举补额,永不设立山长,亦不允荐山长。诸生可在八人之中择师而从。取人的标准也写进条文:志在实学、不骛声气、心地淳良、品行端正。
膏火也写进章程:季课列超等的每名给银六两,特等四两,功课惰废、无可列等的即行扣除。膏火出自沙坦田租与文澜书院生息银,阮元临行前又加拨本银,合四千两。阮元在两广任上还主持刊刻《皇清经解》,始刻于道光五年,至道光九年刻成,书板一百零九架贮在文澜阁,另定《藏版章程》管刷印、修补与板租。开课与刻书是同一件事的两头:一边教人读书,一边把书印出来给人读。
匾挂了四年才有堂屋
道光四年九月,阮元到粤秀山觅地,在山半古木丛中定地开工;十二月堂成,三楹,前为平台。此时距挂匾已过去四年多。研究者常把创办年份记成道光四年,正是因为把「有屋」当成了「有学」。吴岳《新建粤秀山学海堂碑》另记「道光元年春,倡学海堂课」,与年谱的嘉庆二十五年三月初二差了一年;两说各只有一条材料,此处取年谱系日,异说并存,不替它断。
那块匾后来随堂迁入山中,实物没能留下。纸上留着的是年谱里那一行:三月初二,开学海堂。写全了是庚辰年三月初二,戊午。课一期一期排下去,匾换了地方,初二之后还有初三、初四,戊午这一格隔六十天再来一次,从不管堂在哪座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