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午日 1820年4月14日 · 清嘉庆二十五年 · 庚辰年 · 戊午日

一块匾挂进文澜书院,算不算开了一所学堂?1820年4月14日,庚辰年三月初二

三月初二那天,广州城西多了一块手写的木匾。

正文约 1575 字

嘉庆二十五年三月初二,广州城西文澜书院的门楣上多了一块木匾。三个字是阮元自己写的:学海堂。

借文澜书院挂起的那块匾

匾是新的,屋子不是自己的。文澜书院在太平门外下九甫绣衣坊,学海堂开办时并无专属房舍,只在这里悬一方匾、借地开课。《学海堂志》后来把这段说得很直白:连年以经古课士,好古的人一天天多起来,而学海堂「惟在文澜书院虚悬一扁,并无实地」,这才有了后来择地建堂的念头。

阮元到广州接任两广总督是在嘉庆二十二年十月,文教隔了两年多才排上。《雷塘庵主弟子记》卷五记这一日只有两句:三月初二日,开学海堂,以经古之学课士子;手书「学海堂」三字扁,悬于城西文澜书院。没有仪式,没有定额,也没有一份长长的职事名单。

后来《学海堂集序》解释堂名,举何休「学海」之誉。那篇序作于粤秀山建堂之后,追的是已经立起来的名字。挂匾那天倒不必想这么远:匾先立住,课随后开。

三月初二在历书上的位置

这一天是公历一八二〇年四月十四日。农历还算嘉庆二十五年,年干支庚辰,日干支戊午。

清代公文署日子,写年号、写月日,不必写干支。若把三月初二这一格填满,是「嘉庆二十五年三月初二日戊午」。年号出自朝廷,六十甲子的日序不跟着年号走:戊午之后己未,再往后庚申,一天不落。这也是此类日子值得单独记一笔的缘由——匾上的字会因一朝终结而成了旧称,历书里那一格的排法却不用改。

初二夜里,月只是一道细边。课期按农历月份排,一年里哪几日开课、哪几日交卷,都落在月日上;要找下一次课,得先翻时宪书。这一点和后来按星期排的学堂不同。

不考八股,考的是哪几本书

学海堂加课仿的是阮元抚浙时所立诂经精舍之例,专课经史诗文。最特别的一条是「不用八股文、八韵诗」。当日书院大半围着科场转,这里先把场屋那一套撇开:诸生从《十三经注疏》《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文选》《杜诗》《昌黎先生集》《朱子大全集》中自择一书肄习,另有十三经三史疑义、小学、天部、地理、算法、词章诸门。

「算法」「天部」被列进书院课目,在当时不算常见。阮元又亲选学生中的优秀诗文成集刻印,等于给课业留了一个出口:写出来的东西会被别人看见。

章程把课排成一年四课,每课由两位学长管,出经解、文笔、古今诗题,限日截卷、评定甲乙;此外还有日课、月课、朔课、望课。后来的课集里既有经解考据,也有赋与古体诗。规矩写死了,题目却一课一换,同一处学堂的卷子隔几年翻出来,面目并不相同。

八位学长与一份择师章程

后来的《学海堂章程》里有一条很硬的改动:不设山长,阮元亲选吴兰修、赵均、林伯桐等八人为学长,同司课事;有人出仕离去,由其余七人公举补额,永不设立山长,亦不允荐山长。诸生可在八人之中择师而从。取人的标准也写进条文:志在实学、不骛声气、心地淳良、品行端正。

膏火也写进章程:季课列超等的每名给银六两,特等四两,功课惰废、无可列等的即行扣除。膏火出自沙坦田租与文澜书院生息银,阮元临行前又加拨本银,合四千两。阮元在两广任上还主持刊刻《皇清经解》,始刻于道光五年,至道光九年刻成,书板一百零九架贮在文澜阁,另定《藏版章程》管刷印、修补与板租。开课与刻书是同一件事的两头:一边教人读书,一边把书印出来给人读。

匾挂了四年才有堂屋

道光四年九月,阮元到粤秀山觅地,在山半古木丛中定地开工;十二月堂成,三楹,前为平台。此时距挂匾已过去四年多。研究者常把创办年份记成道光四年,正是因为把「有屋」当成了「有学」。吴岳《新建粤秀山学海堂碑》另记「道光元年春,倡学海堂课」,与年谱的嘉庆二十五年三月初二差了一年;两说各只有一条材料,此处取年谱系日,异说并存,不替它断。

那块匾后来随堂迁入山中,实物没能留下。纸上留着的是年谱里那一行:三月初二,开学海堂。写全了是庚辰年三月初二,戊午。课一期一期排下去,匾换了地方,初二之后还有初三、初四,戊午这一格隔六十天再来一次,从不管堂在哪座山上。

出处与核校:《雷塘庵主弟子记》(阮元年谱,张鉴等撰、黄爱平点校,中华书局一九九五年版)卷五:「嘉庆二十五年庚辰三月初二日,开学海堂,以经古之学课士子。手书『学海堂』三字扁,悬于城西文澜书院」;吴岳《新建粤秀山学海堂碑》作「道光元年春」异说,辨见陈泽泓《晚清学术重镇学海堂创建于广州越秀山吗》。核校:三月初二经站内天文路径反推为公历一八二〇年四月十四日;开课年有嘉庆二十五年、道光元年两说,正文取年谱系日,异说并存。

本栏目为文学创作与文化普及,只述历法事实与史实,不作吉凶福祸推断, 亦不对真实历史人物作命理定性。文中公历日期与干支均可依历法复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