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子河边的台址
北京城东南角,泡子河边上,有一座砖砌的高台。台上摆着铜铸的仪器,台下是几进旧房。明清两代的钦天监在这里观星,官员在这里算历。
民国元年,教育部接收了这座台,改称中央观象台。台还是那座台,仪器还是那几件,只是算历的人换了制服。
九月十一,辛亥之后的第十一年
公历一九二二年十月三十日,农历九月十一。那一天的日干支是辛未。
往前数十一年,也是秋天,武昌城里枪响,那年是辛亥。清室退位之后,钦天监改成了观象台,历书照旧一年一本,只是封面上不再写「大清」。
九月十一离霜降还有几天,北京的树叶刚落了一半。院子里的铜仪器在早晨的太阳底下泛着暗光,摸上去是凉的。
报是学会先办的
学会不是先有会再有刊物的。一九一五年,台里的人就想组一个天文学会,苦于没有名目,先借着学会的名义出了一份《观象丛报》,想把同行聚起来。
这份报一期一期出下去,出了七十五期。写文章的人从观象台扩展到学校、到测候所,读者里慢慢有了可以一起开会的人。等到一九二二年秋天,人才算凑齐。
报上登的东西很杂:一边讲行星的位置、彗星的轨道,一边讲本月的节气、日食月食的时刻。天文学在中国要重新立起来,先得把这两头接上。
四十七个人和一纸宗旨
十月三十日上午,成立大会在台上开。到会四十七人,推高鲁为会长,秦汾为副会长。会章里写的宗旨是两句:「求专门天文学之进步及通俗天文学之普及」。
前一句是给同行看的,后一句是给普通人看的。那年北京识字的市民知道的「天文」,多半还是黄历上哪天宜出行;学会想做的,是把望远镜后面那套东西讲成中文。
会费收得不多,会员散在各地。开会要借地方,讲演要自己刻讲义。第一年办下来,账上没剩什么钱。
学会定下按月的讲演和学术报告,一年开一次年会,宣读论文、改选评议会。人不多,会却开得整齐,记录一本一本留下来。到一九三〇年代,会员涨到三百多人。
台上那几件铜器
台上的铜仪器,是明清两代陆续铸的。有测坐标的,有测时辰的,有一件是乾隆年间造的玑衡抚辰仪,铜龙盘在架上,龙鳞磨得发亮。
光绪二十六年,兵进了城,几件仪器被搬走,运到国外。直到一九二一年,才按和约送了回来。箱子打开的时候,有的部件磕坏了,摆在原处,刻度还认得出来。
高鲁在这一年做了一件小事:把历书里兼载的旧历日期去掉,日序改成从左往右排,装订线挪到左边。翻开一页,横着读就是日子,不必再横竖对着找。这一年是甲子年,往前六十年,也是甲子。
还有一件更琐碎的事:定名词。赤道、黄道、子午线、光年,这些词当时没有统一的译法,各人写各人的。学会在一九三〇年设了译名委员会,几年下来审定了天文学名词一千四百多条,印成一本,学校教书、书刊排字都照它。
台基上的刻度
学会成立之后,按月讲演,一年开一次年会。一九二八年,紫金山选定了台址;一九三四年,那座新台落成。北京的旧台留着,铜仪器也留着,成了后来的古观象台。
院子里的地面比外头高出一截,砖缝里长着草。仰头看,铜仪的圈环还在原处,一圈刻着周天度数,一圈刻着时辰。
辛未那天早上,四十七个人就是站在这圈刻度底下开会的。会散之后,各人回各人的台、各人的学校;仪器不动,日子照旧一天一天地排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