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停在贵州省立图书馆门口,箱子上还带着江山城隍庙天井里没晒透的水渍。民国二十七年四月初一,阁书到了贵阳。
四月初一,朔日
公历一九三八年四月三十日,农历戊寅年四月初一。前一日是三月廿九,这一日重新起头,是朔。年干支戊寅,日干支壬辰,都由公历这一天推得。西迁路上的文书多写公历月日,也有按农历署的,两边要能对上,靠的是历表而不是记性。
四月初一在月相上无月可看,与书箱到馆本无关系。挑出这个日子,只因它恰好是这批书从浙江、福建一路辗转后落定的那一天。
一百四十箱与八十八箱
装车在前一年七月就开始了。据贵州日报天眼新闻引毛春翔《文澜阁四库全书战时播迁纪略》与龚玉和〈毛春翔与文澜阁书西迁〉所记,战事逼近,浙图馆长陈训慈奉教育部之令组织西迁,计阁书一百四十箱、善本书八十八箱,另有《古今图书集成》等。八月四日,书从钱塘江南星桥码头起程,溯流西上。
头半年并没有走远。从富阳到建德,再到龙泉,半年里迁转三处,一路时遇空袭。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曾安排协助把书送到建德。龙泉在浙西南山里,暂存放得住,可战局再变,山里也未必安稳。到一九三八年初,竺可桢电告教育部长陈立夫,说文澜阁《四库全书》硕果仅存,建议运往内地;教育部采纳,致电浙江「设法运黔」,浙江省政府以无经费为由应对消极。竺可桢遂筹两千元垫付到贵阳的经费,派浙大教授李絜非作教育部代表赴龙泉,协助浙图迁移。
龙泉到贵阳这一程
三月二十七日,包括阁书在内的浙图典籍由龙泉起运。护送的三人是浙大教授李絜非、浙图保管员毛春翔与虞佩岚,其中以毛春翔护书时间最久。路线先经福建蒲城,再乘汽车折入浙江江山。
江山峡口一带地势险峻,一辆运输车侧翻,十一箱书翻落池中浸了水。临时另雇车辆,星夜把湿箱运到江山县城城隍庙,在天井里摊开晒书。浸水时间太久,晾晒两日,书上仍留水渍。行程紧迫,不能为这几箱再等下去,书便带着水痕继续往西。后来清点时的册数,是从这样一程里数出来的。
为什么要搬到贵州
值得这般周折,是因为这套书本身已几近散尽又几度补回。《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抄成七套分藏七阁;江南三阁里,文宗阁、文汇阁先后毁于咸丰年间的战火;内廷的文源阁毁于圆明园大火。咸丰十一年杭州城破,文澜阁被毁,阁书散失,杭州八千卷楼主人丁申、丁丙兄弟寻访十余年,找回近万册。光绪六年重建文澜阁,八年起由丁丙主持重抄,原打算四五年,实际抄了七年;宣统三年阁书入藏浙江省图书馆。
补抄没有一次做完。首任馆长钱恂主持的一轮自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二三年,历时八年,称「乙卯补抄」;张宗祥任浙江省教育厅长时向浙江人筹款,派人赴京照文津阁本再补,始于一九二三年,称「癸亥补抄」。到一九二六年,文澜阁本才算全部补齐。补齐不过十一年,又要装箱西行。七阁之中南三阁只剩这一部,路上翻了车,谁也不敢让它再留在原处。
开箱、清点、加封
四月三十日,李絜非与浙图总务主任史美誠护送阁书抵达贵州省立图书馆。贵图当即布置馆内储藏地,李絜非在贵阳停留三日,便乘原车返汉口向教育部报告运书情形。史美誠留在馆里,由贵图职员协助开箱:每箱照目录逐件清点整理,之后亲自加封钉好,到五月二十日清理完竣,随即返浙,改由浙图派夏定域任在贵阳的第一任保管员。
六月一日,贵图馆长蓝端禄呈报清点结果,文澜阁《四库全书》正本、前文澜阁误抄书、遗存书、续藏书与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总计三千四百六十七部、四万二千五百三十六册。次年三月,馆里秘密派人勘察贵阳北郊的地母洞,在洞内搭起离地约二尺的防潮木台,另建防滴水斜棚与护卫住屋;四月八日,阁书迁入洞中。
到馆那天的公文写的是四月三十日,箱单上写的是一百四十与八十八,没有壬辰。壬辰是戊寅年四月初一这一天的干支,落在城隍庙天井里翻开的书页上,落在每箱清点后重新钉好的封皮上,也落在四万二千五百三十六册这个数出来的总数上。朔日起头,箱钉一枚枚敲回去;水渍留在纸上,四月初二那一页的箱单,另起一行重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