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间会议室的年表
十一月九日,北京。会上发下来的是一张表,横着是王名,竖着是年代,最上面一行写着「夏商周年表」。表不长,几页纸,可它把中国有确切纪年的历史往前推了一千二百多年。
此前通行的一条线是公元前八四一年,西周共和元年。再往前,夏商两代和西周早期,史书上有王名,有世系,却没有可以相互校对的绝对年代。司马迁在《史记·三代世表》里也只能列名字。
从一只簋说起
武王伐纣在哪一年,是整张表的第一块砖。传世文献说法不一,算出来的年份能差出几十年。确定的办法藏在青铜器上。
一九七六年陕西临潼出土的利簋,铭文开头是一句记事:「唯甲子朝」。说的是武王征商,甲子日清晨。这四个字给了两条硬线索:一是那天是甲子日,二是那天早上有特别的天象记载可参。有了干支,有了月相,再拿天文软件往回推,能筛出一批候选年份;再拿考古地层和碳十四数据去卡,最后落在公元前一〇四六年。
天再旦
西周早期还有一个支点,是懿王元年。古本《竹书纪年》记了六个字:「天再旦于郑。」天亮了两次——这是日食的写法:日出前后发生全食,天色暗下去又亮起来。
学者按这个描述去算,在公元前八九九年找到一次符合条件的日食。这一年就这样被钉住了。年表里,懿王元年定在前八九九。有了武王伐纣和懿王元年两个支点,西周诸王的年代才排得下来。
不能用的一条线索
工程里也有人试过另一条路:伐纣时可能有彗星记录,若认定是哈雷型彗星,就能直接定年。江晓原后来解释过为什么放弃——无法断定那是哪一颗彗星,能判定为哈雷型的概率只有百分之零点三,把结论压在一个概率这么小的前提上,不成立。
这条线索被排除了,年表反而更稳。工程的方法是多线索交叉:文献、金文、甲骨、碳十四、天文回推,五条线都对得上才写进表里。
一个年份要几把锁
年代学不能只靠一条线索。工程的规矩是,一个年份至少要几把锁同时锁上,才写进表里。
商代后期靠甲骨。宾组卜辞里有五次月食的记录,月份、日干支、月相都写着;把这五次月食和天文学回推的月食表比对,能筛出一组互洽的年份。再拿殷墟地层的碳十四系列样品去卡,两条线对上了,才敢写。
碳十四也不是测一件就成。要取系列样品——同一地层里不同深度的木炭、兽骨、人骨——做树轮校正,把一段一段的测年连成曲线,再看曲线和文献给的框架合不合。合不上的地方,宁可留空。
年表出来后,被用得最多的地方是教科书和博物馆的展板。此前讲三代只能给「约」,此后可以说某王某年。对考古的人来说,多了一把可以比对年代尺子,挖到东西先看它落在哪一段。
也有人说,一张表最要紧的不是给了多少年份,是把「怎么定年」这套办法摆到了台面上。
争议与十月十四
年表公布后,国内外都有学者提出质疑,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年代和测年样本的处理上。这些质疑至今没有完全平息。一份年表能站住,不靠一次发布,靠后来的人一遍一遍去核。
公布这天是旧历十月十四,干支辛未。十月十四离望只差一天,月亮差不多是圆的,午后偏晚就从东边上来,整夜都亮。
有意思的是,这张表里最硬的两个字,也是一个干支:「甲子」。三千年前那个甲子日的清晨,和两千年后这个辛未日的会场,排在同一条没有断过的六十甲子线上。这条线从甲骨上一直排到今天,中间没有缺过一天。年表能往前推多远,靠的正是这条线还在——它比任何一份文献都长。